【解放日报】长三角怎样打造成“创新高地”

思想者小传

   刘志阳 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副院长、创业学院执行副院长、中国社会创业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兼任教育部创新创业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上海行为科学学会副会长。

   城市规划学科的经典之作《未来之城》提出，21世纪的城市，不管是大都市还是中小城市，都空前地需要创新和创造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未来最具空间品质的城市，将是那些在城市经济竞争力、社会凝聚力和环境可持续力之间实现平衡的区域。长三角区域规划也离不开这三个方面的协同。

   目前来看，关于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的研究大多聚焦经济一体化范畴，弄清了推动区域经济增长背后的土地、资本、劳动等要素流动的贡献，但不足之处是忽略了“高质量”这一关键词背后的新发展理念，更缺乏对一体化发展背后“社会”内涵的深入探究。

   理解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内在逻辑，关键在于探索一个基于“技术—经济—社会—公共治理”有序推进和共融共生的创新型社会新发展范式。这个新发展范式表现出三个显著特征：

   其一，区域创新发展由技术、创意和创造力来推动，而不仅是基于传统经济增长要素。其中，创造力是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过程中需要不断培育的共同资产。

   其二，创新创意阶层的崛起和多元包容制度的完善，将导致跨城流动成为新的生活方式。它在带来一系列迁移难题的同时，也会带来更大范围的身份认同。这种区域心理认同有助于长三角概念的落地生根。

   其三，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面临跨区域共享共治的诸多难题，有必要加速落实一体化发展规划，积极利用大数据等高新科技手段推进公共治理的同城化、便利化。

   这里，我想重点谈谈如何把整个长三角打造成“创新高地”。

   产业跨区域分布，让“长三角人”成为身份认同

   技术变革影响产业动态，产业动态又影响经济社会变革的速度和方向。

   技术变革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既有水平的，也有垂直的。水平影响包括对竞争者来说，因引入新的先进技术而带来的竞争优势的变化；垂直影响包括引入新技术给客户、供给者带来的直接或间接的变化。

   产业变革对社会结构的影响也是明显的，直接影响就是地理意义上就业人群的变化，间接影响包括社会心理的潜在变化。这些影响都不是瞬时的，却是社会同构的重要物理基础。

   现在大家都在谈创新，创新虽然依赖个体的创造，但从发展视角来看，它是一个生态系统。创新系统形成有赖于大学、科研院所、研发企业等在技术源头上的供给，有赖于大量研发中介、众创空间、风险投资对技术的筛选和扩散，更依赖于大量创新企业在技术应用上的行动。这些支持因素的巧妙耦合，拖动技术在一定区域范围内的快速流动。

   相较于其他区域，长三角具有得天独厚的创新系统优势。统计显示，长三角创新资源丰富，区域内高校在全国占比17.6%，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和工程实验室等创新平台近300家，年研发经费支出和有效发明专利数均约占全国的30%。这构成了有竞争力的区域技术源头。

   同时，长三角众创空间量大、类别多。就上海而言，现有299家众创空间，数量上在长三角地区遥遥领先。这些众创空间是创新知识、技术与生产之间的联结，不仅可以高效推动技术商业化，而且能通过知识分享促成区域创新扩散。

   开放式创新是企业创新组织形式的一次重大变革。与封闭式创新不同，在开放式创新氛围中，企业能够像使用内部研究能力一样借用外部研究能力，进而共同拓展市场。开放式创新强调在全球获取创新要素、搭建创新团队、创造价值并获取创新果实，可以降低创新成本、提高效率，并避免恶性竞争。

   当前，很多长三角企业在积极运用开放式创新方法。在上海、南京、杭州、宁波、苏州等城市，大企业的技术可以流向中小企业，中小企业的研发成果又可以有效溢出到大企业，从而得到更好的商业化运作；国有企业的知识可以流向民营企业，跨国公司的研发成果也可以为本地企业所借鉴。

   例如，上世纪80年代起，平湖不少企业请来上海的“星期日工程师”。这几年，随着长三角产业合作不断深入，常驻平湖的高端人才已有1000多位。从“星期日工程师”到“常驻工程师”，研发共享的理念让创新要素在长三角区域内加速流通，也让“长三角人”成为一种新的身份认同。

   值得关注的是，技术应用开发对产业跨区域流性分布产生了积极影响。正在兴起的以国内顶尖大学名字命名的各类长三角技术研究院，与斯坦福大学的技术授权办公室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些研究院是大学技术转移服务体系的一部分，一头连接名校、一头对接市场，不仅点燃了大学的产业应用热情，而且充分利用了地方政府的行政资源。更重要的是，它使前沿产业分布不再简单受限于行政区划的地理制约，而形成了事实上的产业跨区域流向分布。

   例如，复旦大学宁波研究院建立了智能制造、生命健康等离岸创新中心，已有45家创新企业在杭州湾新区落地。又如，浙江、安徽、江苏正在打造的跨区域科教新城和产业小镇等一体化示范点，也正有效推进并取得初步成效。

   此外，交通物流的便利引发了大量创新机构沿G60或沪杭甬高速公路分布产业。这种以产业成长为目标的跨区域产业布局正在成为常态和趋势，从而让长三角变得更加密不可分。

   人才与思想流动，驱动形成长三角创新型社会

   要实现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与技术能力水平的共同提升，不仅需要自由贸易，而且要有跨地区的人才与思想流动。

   乔治·莫基尔在《增长文化：现代经济的起源》中指出，人和思想的自由流动是繁荣的根本。技术进步是一棵弱小的树木，它的枝叶繁茂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适宜的周边环境和气候条件。今天，经济、社会和文化纽带越来越不可分割。技术和思想的流动带来社会阶层的改变，催生创新创意文化和宽松的生活方式。

   从这个角度来看，创新创意阶层的崛起和新的生活方式是驱动长三角创新型社会形成的主要动力。所谓创新创意阶层，指的是从事创意产业或创意行为的人群。这一群体与技术创新带来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变革息息相关，与全球化下异质文化的碰撞息息相关，也与区域政府对“双创”的重视和号召有很大关系。

   当前，上海的整体创业活动率超过11.2%，16岁至35岁青年的创业活动率突破12.4%。超过一半的市民认为上海的创业氛围浓厚，认可本地的创业环境。在杭州，近年来创业增长率更是达到了12.23%。放眼整个长三角，未来希望从事原创设计或创意生产工作的青年人比重也日益增加，原创正成为年轻人彰显自我的一大选择。上海双年展、乌镇互联网峰会、亚洲智能硬件大赛、青年创业分享季等越来越多的创新创意创业平台，是长三角地区创新文化兴起的表征。

   创新创意阶层的崛起，促成了横向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保罗·罗曼在《创意阶层的兴起》中指出，创意阶层并不占有人和物质上的重要资产，他们的资产源于创新能力，通过从事钟爱的工作，开创有意义的新形式，并进行终身制的创新创造。由此，创新创意人士的求职选择并不局限在某个地区或某个行业，而会根据自身的能力和偏好，进行超越地理限制的择业、就业、创业。

   这种跨区域的生活方式在长三角屡见不鲜，构成了宝贵的创造力资产。对创新创意阶层而言，长三角就是一座城市，高铁在他们眼中就是地铁。据不完全统计，每日来沪的长三角人数有四五万，上海流出的通勤者也超过三万人。这一数据随着区域交通系统完善还会有进一步增长。顺应这一趋势，“复兴号”高铁在2018年就从45列增至86列，并新建包括杭黄铁路在内的12个项目，以压缩长三角区域内部的通勤时间。

   创新创业还在重塑社会结构。这里面，被称为“落脚城市”的城乡接合部和城中村，有可能发展成为区域创意社区。《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显示，长三角城市群流动人口以跨省流动为主，占整体流动人口的83.18%。其中，新生代在长三角城市群流动人口的比例已超过60%。

   与第一代外出打工者的诉求有所不同，新生代务工人员逐渐从“经济型”向“生活型”转变。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没有务农经历，对城市的认同超过对农村的认同，这使得他们对获取城市稳定居住的需求更加强烈。这些新生代务工人员主要分布在城中村、城乡接合部或区域临界区。这些城市移民如果受困于城市边缘或遭到都市拒绝赋予市民身份乃至资产所有权，就可能转为严重的社会隐患。

   为此，长三角不少城市近年来在积极探索解决方法。例如，杭州创新性地针对低收入、低学历的务工人员提供公租房或蓝领公寓。蓝领公寓的选址方式有两种：一是在城中村改造范围内，利用将拆未拆的酒店、办公用房、学校、企业厂房、集体宿舍、市场等建筑进行改建；二是在已拆平但短期内不会有其他新建建筑的地方，优先采用预制装配式结构建筑，建造不超过4层楼高的租赁公寓。这一做法很好地解决了外来移民落地生根的难题。

   事实上，不能简单将移民小区当作城市边缘。若能善加利用这些外来移民社区多元文化的特性，很有可能促成区域创意社区的形成。比如，安徽黄山西溪南创意小镇早先只是一些艺术家和务工人员的小规模立项寄居地，2017年被列入第一批省级特色小镇后，已展示出生机勃勃的创新创意发展潜力。

   构建共享共治机制，推动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产业跨区域分布和人口自由流动必然引发社保医保、教育卫生、生态保护等新问题。如何构建面向未来的区域创新一体化发展整体规划和共享共治机制，既是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难题，也是打造长三角创新型社会的根本保障。

   第一，长三角创新型社会应成为城乡绿色协调发展的规划典范。

   将统筹城乡发展工作融入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既是经济政治上的需求，也是社会文化上的需求。但是，运用什么样的方式值得深入讨论。

   19世纪末，英国社会活动家霍华德在《明日，一条通向真正改革的和平道路》中指出，应该建设一种兼有城市和乡村优点的理想城市。他把这种城市称为“田园城市”，实质上就是城与乡的结合体，是为健康、生活及产业而设计的城市。

   田园城市虽然大体上是一种乌托邦，但可以给我们很多启发。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中，务必要注意城乡的协同发展。乡村发展的规划要建立在乡村本身的自然、文化资源开发利用基础上，而不是简单地进行城市和人口的转移。

   实践证明，这种转移不仅不能从根本上带动乡村经济的增长，而且会造成城市人口失衡、环境恶化等种种危害。

   第二，长三角创新型社会应形成智慧都市圈，满足多层次共享经济需求。

   随着大数据的开放、移动智能设备和5G技术普及、物联网发展、城市智能公共设施的投入使用，长三角智慧都市圈将不再是一个空洞的名词。

   技术的普及会催生智能交通、智慧医疗、智能农场、共享出行、共享教育等更多业态的发展。比如，未来几年，城市智能交通设施产业规模预计将达到1590亿元，长三角在其中会占据很大份额。又如，智慧都市圈建设是信息化建设的大势所趋，将成为拉动区域发展的强大引擎，对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长三角创新型社会应打造更加智能化、精准化的区域公共治理。

   在这个方面，可以借鉴日本东京都市圈的一些做法。日本东京都市圈经常会开展一些有针对性的非正式会议，像“东京都市圈交通规划协议会”等。这种会议机制一方面规避了行政上的种种制约，另一方面又可以实现灵活的协同合作。

   当前，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协调机构已实现常态化运行，但仍然面临人员充实、决策授权等难点，迫切需要立法机构赋予更多的规划和决策权限。

   与此同时，正如前面所提到的，我们还要用好各种高新技术手段，借助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推动实现长三角智能政务的精准化管理。去年，长三角区域已成功完成医保结算对接项目，建成地级城市空气质量预警信息共享平台、区域工业互联网平台等信息共享机制。下一步，需要进一步强化长三角区域智能政务这一整体概念，打造一张完整的行政网络，实现区域协调与节点阶段任务的稳步推进。

   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认为，城市不仅是一个外在形式，而且是现代社会的一个表征。城市不仅是生产关系的载体，也是文化、生活的空间载体。在创新型社会的构建过程中，技术驱动是物理基础，人口流动是主要动力，智能、有效的区域公共治理则是根本保障。

   从根本上看，只有区域内的劳动者都持有“长三角人”这样相互认同的观念，一体化的大树才能枝繁叶茂。因此，在重视长三角创新型经济建设发展之时，更重要、更紧迫的是推动区域创新型社会同构。

来源：解放日报https://www.jfdaily.com/journal/2019-06-25/getArticle.htm?id=273720